第(2/3)页 这个问题，不需要苏亦回答。 旁边的刘北汜就帮忙回答，“他北大宿白先生的研究生。现在跟高铭先生学习古文字，也跟周一良先生学魏晋南北朝史。” 都是熟人。 刘北汜先生之所以提及高铭周一良，是有深意的。 因为唐兰先生离开北大之后，一直被返聘到北大上古文字课程。 后来，他精力不行了，考古专业古文字的专业课就由高铭先生担任。 当年，唐兰先生几乎把自己的讲义都交给高铭先生。 这是一个传承。 至于周一良先生，当年，唐兰先生在天津的时候，就给他当过好几年的私塾先生。 也是有师承关系。 刘北汜先生特意点出来两位先生，就是想告诉唐兰先生，苏亦跟他是有学脉传承关系。 果然，老人家一听到这话，立即眉开眼笑。 还饶有兴趣考究苏亦。 “你都读了我哪些书了？” 汗！ 幸好之前，读过不少。 “著作部分《殷虚文字记》《古文字学导论》还有《中国文字学》都过完了。文章部分主要是集中在考古领域，早年的《洛阳金村古墓为东周墓非韩墓考》看过，后面，70年代写的部分，基本都看完了。” “我不信！” 这个时候，不能说话。 苏亦只好继续说。 “《永盂铭文解释》； 《史（臣舌）簋铭考释》； 《侯马出土晋国赵嘉之盟载书新释》； 《座谈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 《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谈起》； 《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 《何尊铭文解释》； 《SX省岐山县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铜器铭辞的译文和注释》； 《用青铜器铭文研究西周史——综论BJ市近年发现的一批青铜器的重要价值》； 《西周时代最早的一件铜器——利簋铭文解释》； 《略论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铜器群的重要意义——陕西扶风新出墙盘铭文解释》。 这些文章都看了。” 这一下子，老人家信了。 “小家伙可以的，能够把这么多文章的名字都给记全了，就不容易。那么你喜欢哪一篇呢？都看得懂吗？” 苏亦说，“一开始看不太懂，看了好几遍，然后用工具书辅助，才看懂。至于喜欢哪一篇？这个不好意思，不过我用《何尊铭文解释》的原文跟同学们做个演讲，然后写了一篇《宅兹中国》的小文章。” 于是，老人家又来兴趣了。 等苏亦从何尊扯到“满蒙回鲜藏之学”的时候，老先生之说好。 还跟苏亦分享他当年在东北的经历。 原来，1931年5月唐兰先生应金毓绂邀请赴沈阳编辑《辽海丛书》，同时，应高亨之邀于东北大学讲授《尚书》。 恰逢，九一八事变，其时唐兰先生不惧时艰，潜留沈阳，以亲眼所见日军的暴行，用悲愤的“楚囚”为笔名，于10月在《北洋画报》上发表文章《呜呼！土肥原的仁政》，公开点名揭露关东军头目本庄繁中将和土肥原大佐假仁义真侵略的面孔，称他们是“这班种远东战争祸根的宝货”，文中也批判了麻木不仁的国人知识分子，对国家危亡漠然视之的行为。 说完，望着苏亦说，“你们这一代，不错，对祖国有发自内心的自豪感。你更好，这个年纪就知道从何尊铭文开始论述咱们中国的由来，进而通过研究曰本史料揭露他们的狼子野心，真不错。” 这一天下午，老先生谈兴很浓。 跟苏亦说了很多当年的事情。 还说，“其他人，我的故事他们已经清楚了，你是小辈，应该第一次听，应该不会嫌弃我这个老头子唠叨。” 事后，唐复年先生说，这一天下午，是唐老住院那么多天来，最高兴的一天。 说，故宫院刊复刊，替补了他生前的一个遗憾。 作为故宫主管业务的前院长，唐兰先生为院刊复刊之事，出力极大。 对此，苏亦也觉得很自豪，能够在老先生离世之前，把样刊赶出来，也算是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当天，苏亦离开医院的时候，唐复年先生还特意把他送出病房，说了好多感激的话。 “著名历史、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唐兰同志，于一月十一日因病逝世，终年七十九岁。唐兰同志追悼会一月十九日在BJ举行。故宫博物院党委追认唐兰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以上，是1979年1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唐兰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消息中的一段话。 追悼会，这一天。 苏亦作为小辈，也参加其中。 国内学界前来参加追悼会的学者，多不胜数。 很多，之前在长春见面的学者，再次相见，满是嘘唏。 作为跟唐兰先生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单位，故宫跟北大，来的先生尤其多。 因为在52年院系调整之后，唐兰先生才被调入故宫，正正二十多年，从普通的研究院一路到故宫主持业务的副院长，从未调离过。 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得知唐兰先生病危，苏亦跟故宫的杜迺松师兄需要第一时间赶去医院探望的原因之一。 在此之前，苏亦虽然没有见过唐兰先生，但从学脉传承来说，他算是“唐门”的三代弟子。 因为不过从高铭先生或者从周一良先生两位先生哪一边来算，他都是三代弟子。 很多人并不知道，唐兰先生跟周一良先生的亲密关系。 1924年春，唐兰先生经罗振玉介绍至天津实业巨子周学熙家设馆授教，周一良先生即为其当时的弟子，直至1931年。 唐兰先生的逝世，苏亦亲近的几位师长都很伤心。 跟他讲了很多关于他们与之相处的点滴故事。 也让唐兰先生的形象在苏亦的心中更加的生动起来。 比如，唐兰先生在无锡国专求学的经历。 比如，唐兰先生毕业以后，为便于他进修，罗振玉还将他引荐给时在上海的王国维的经历。 因此，才有了王国维在给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所作《序》中说： “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余所见得四人焉。曰嘉兴唐立庵兰，曰东莞容希白庚，曰胶州柯纯卿昌济，曰番禺商锡永承祚。立庵孤学，于书无所不窥，尝据古书古器以校《说文解字》。” 因此，唐兰先生与容庚、商承祚二位先生，以及柯昌济四人，有静安先生“四大弟子”之誉。 听的故事多了。 于是，几位先生在追悼会过后，就让他写文章梳理一下唐兰先生的学术史。 对于这个任务，苏亦当然不可能拒绝。 因为几位先生，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他既是北大的学生，又在故宫编辑部实习。 未来文章写出来了，还可以继续发表在《故宫博物院院刊》之中。 然而，诸位先生让他梳理唐兰先生的学术史成就，真的是因为他最合适吗？ 显然并非如此。 要论合适，同时北大毕业又做过唐兰先生助手的杜迺松师兄比他更合适。 之所以让他来写这篇文章，更多是借机学习唐兰先生的学问。 因为他跟其他人都不同，并没有机会获得过唐兰先生的亲自指导。 这也是大家觉得惋惜的地方。 因此，在未来的一个多月内，苏亦并没有去做其他的事情，而是专注写他的论文《天下谁人不识君——唐兰先生生平及学术贡献》。 题目并不大。 切入点，就是两个方面。 一、唐兰先生的生平； 二、唐兰先生的学生贡献； 第一部分，不难。 这些日子，苏亦专门记录了诸位先生关于唐兰先生生平诸多回忆谈话。 几乎唐先生每一个阶段的人生节点都囊括其中。 不仅如此，他在故宫上班的时候，还特意去拜访过唐兰先生的两位公子。 得知，他要写关于他们父亲学术史相关的文章，这两位先生还萌生出要编撰《唐兰年表》的念头。 这事真的成了，对于要研究唐兰先生的后辈学者来说，绝对是极为宝贵的材料。 通过诸位师长以及两位唐先生的口中，苏亦也开始理清了唐兰先生的生平。 先生幼年家贫，其父以贩卖水果为生。 1915年，在浙江嘉兴县乙种商业学校学经商之道； 1917年又改习岐黄之术，师成后曾设馆行医； 这期间还打算投奔革命队伍，只身赴上海寻找过孙中山（未果）。其后在上海著名作家陈栩主办的栩园编译社学习诗词。 从1919年开始，他逐渐对传统“小学”和古文字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20年，入无锡国学专修馆深造，师从唐文治，习经史，读诸子，治小学，并由小学而及古文字学； 1923年以第一名的成绩从该校毕业。 这就是唐兰先生的求学经历。 因此，他曾在《殷虛文字记·自序》说：“余治古文字学，始于民国八年。” 当然，对于先生影响最大的人，自然就是无锡国专的唐文治先生。 甚至，苏亦还专门弄一个词条： [唐文治（1865~1953），江苏太仓人， 字颖候，号蔚芝，晚号茹经，近代著名教育家。光绪十八年（1892）中进士……（为了不水文，略）] 唐文治的生平不需要重点提及，但是，他的学识，不能略过。 唐文治专攻经学、理学，以桐城古文派为文学正宗。无锡国专的校训即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其办学旨在“研究本国历代之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 因此，无锡国专主要讲授，五经四书、宋明理学、桐城派古文、旧体诗词，旁及《说文》、《通鉴》以及先秦诸子等。 这就是唐兰先生早期的学术背景。 至于，先生跟甲骨文的渊源，则从罗振玉开始。 当时他收集罗振玉的考释，依《说文》体例编次，并有所订正，寄书罗氏，获得称许，并推介给王国维。 于是唐兰从1922年始，每次去上海，必访教于王氏，得到王国维的悉心指导和帮助。 毕业以后，他曾当过一段时间的无锡中学作国文教员。当年春，就被罗振玉荐至天津周学渊公馆开席授教其二子。 他跟周一良先生的师生关系，也是这里开始。 这期间，他也没闲着，1929~1930年，先生受周家之托主编天津《商报·文学周刊》和《将来月刊》期间，重理考证之学，先后发表多篇论作，内容涉及西周彝铭和敦煌文献。 算是他的学术的真正起步阶段。 1929年洛阳马坡新出土夨令方尊、方彝，他写过相关文章参加讨论，初次接触铭文，他就敏锐地提出铭文中“京宫”和“康宫”实是西周诸王宗庙的论题，这是他晚年全面阐述的西周金文断代“康宫原则”的滥觞。 天津担任报刊主编的期间，让他名声鹊起。 于是，1931年5月唐兰应邀到沈阳，同时，又在东北大学讲授《尚书》。 这是他第一次当大学老师。 结果，没当几个月，就遇上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之后，唐兰也只能取海路南归。 1932春，应顾颉刚邀请，他在燕大、北大代讲《尚书》。 秋后，入北大中文系任教，讲金文和“古籍新证”，又代董作宾讲甲骨文。 随着影响的扩大，陆续接到清华、师大、辅仁、中国大学等校邀请，讲授古文字及《诗》《书》“三礼”。 一时之间，让唐兰先生名声大噪。 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