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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亦说，“其实在梁先生看来，民族学也不完全等同于“文化人类学”，但两者的区别，他也没有机会发文章论述，这是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的。”

    “具体啥情况？都跟我们讲一讲。”沈明问。

    白槿问，“这些跟梁先生不用考古学的名义招研究生有关系吗？”

    周雅琴也说，“对啊，苏亦这里面有什么关系，我们都被你说糊涂了。”

    苏亦解释，“关系很大，我简单跟你们分析一下。一般来说，按照西方学术分类，人类学可以分为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以及体质人类学几大类。前两者，跟民族学密切相关，所以国内的人类学学者基本上都搞民族学，比如之前咱们提及杨志成先生，就获得巴黎大学民族学博士，回来负责中大人类学部的工作。早期的蔡元培、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志等人都是去西方留学，因此，都全面掌握了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最前沿的理论和方法。受到他们一帮人的影响，民国时期的高校都是按照他们的方法来的，不管搞民族学、人类学还是社会学都是这套方法，结果，建国以后就行不通了。”

    吴宗麟问，“为啥行不通？”

    沈明说，“意识形态问题啊。”

    苏亦点头，“确实如此，民国时期的，就不讲了，太杂乱了，你们知道国内第一个人类学系是厦门大学创办的就行了，而国内“学－系制”制度，则是1919年蔡元培在北大正式推行，即以“系”代替原来的“门”，同时取消原来“科”的设置，并将性质相近的系合并成“组”。反正，咱们现在喊的民族学，人类学系，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这些都是题外话。我比较了解民族学，就以民族学的学科发展为蓝本，你们分析建国以后，为啥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会消亡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重头戏来了，屏声敛息，认真倾听。

    苏亦见状，“不用这么正式，随意聊一聊。”

    等大家放松下来，他继续。

    “1949至1964年，中国民族学界经历了两场大规模的冲击，第一场冲击是大规模的学科改造，第二场则是全面参与全国民族大调查并创造辉煌。”

    “苏亦，这么说，太抽象了，要不你具体点？”

    “行，我具体吧，民国时期，经过咱们国内的众多学者的努力，已经在世界学术界形成一定的影响力，也进行了本土化，开始形成中国民族学，所谓的改造是指中国民族学界全面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学”，同时全盘接受民族学学科的苏联模式和苏维埃民族学派的观点，同时，民族学由于在政府主持的史无前例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发挥了中坚作用，积累了大量民族志资料而创造了学科史上的一段辉煌。”

    “大家都听说过咱们建国以后，全盘接受苏联模式，然而，苏联当时是模式，估计大家都不清楚吧。”

    确实不清楚，大家都在摇头。

    “其他方面，咱们不涉及啊，仅限于教育领域。在苏联，社会学已于30年代被作为资产阶级学科撤销，人类学仅保存了体质人类学部分，本质上也没有人类学了，因为人类体质就属于生物学领域。至于文化人类学则与社会学同时被撤销。建国以后，咱们国内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也是同等命运，直接被撤销，体质人类学则存在于科学院的古生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完全脱离了社会科学领域。嗯，就是咱们考古界的大牛裴文中以及贾兰坡两位先生所在的古脊所的前身。”

    “至于民族学，则以苏联的学科分类为样本，作为历史学的一部分得以保留。结果，也没保存几年，52年的全国院系大调整，所有的民族学系都被撤销，民族学的教师队伍被压缩，民族学专业也不再招收本科学生，这也是为什么梁先生他们会被并入历史系的原因，当然，这也不是最惨的。”

    “啥？还有最惨的？”

    苏亦的话，把大家都整不会了。

    苏亦点头，“因为民国时期，学科边界比较模糊，因此，在院系调整时部分社会学家没有被改行发派到其他领域。如，原清华社会学系主任潘光旦、原燕大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原清华人类学系主任吴泽霖、原中大人类学系主任杨成志，在其所在系被撤销后，都被调到了中央民院研究部从事民族学的研究工作。”

    “上面提及的几位先生是权威，并不局限于他们，基本上全国各大高校，跟人类学、社会学相关的学者，都抽调到中央民院的研究部。于是，这里就成了民族学、社会学最后的大本营，大牛一大堆，除了上面提及的几位，还有费孝通、林耀华两位先生，剩余的人，估计你们没听说过，我就不说了。”

    说到这，众人不解，“苏亦，这也不算最惨的吧。”

    苏亦点头，“确实不算最惨，你们慢慢听吧。”

    他接着说，“其实，按照原来美英的划分法是将人类学分为四分支：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改为苏联模式就是将人类学撤销，将其余三分支分别作为独立的学科设立。苏联的民族学一般都设于历史系，于是在中国的学科分类中，民族学也被划归为历史学之下的一个分支。经过改造以后，咱们国内的民族学，也就成为苏维埃学派的民族学了。”

    “说到这里，你们应该知道，为什么梁先生会研究考古学了吧？”

    众人恍然。

    吴宗麟感慨，“敢情都是属于业务范围啊。”

    苏亦笑，“不管是以前的人类学，还是现在的历史系学，都包含考古学，不过中大的考古学跟北大的考古学，却是两个方向，我是从历史学进入考古学的，梁先生是从人类学进入考古学的，你们都是中大的学生，未来从事考古学研究，应该要从人类学或者说是从民族学方面入手，这也是为什么梁先生会研究民族考古的原因，我不具备这样的学术背景，研究民族考古就是皮毛。”

    大家点了点头，部分同意。

    议论过后，周雅琴说，“苏亦，你是不是又跑题了，还没告诉我们，民族学为啥取消呢。”

    “别急嘛！”

    苏亦笑道，“苏维埃民族学强调为苏联的国家建设和苏共的民族政策服务，因此，受苏维埃民族学的影响，中国民族学的研究的重心也大同小异。其中，有几个方面的选题特别受其影响，这就是“原始社会史研究”、“经济文化类型研究”和“民族定义与识别的研究”。原始社会史被认为是阐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一个基础而受到重视。林耀华根据教育部委托编写了《原始社会史课程教学大纲》，杨堃编写了《原始社会史和民族志》讲义。大纲和讲义都备受苏联柯斯文等人《原始文化史纲》等著作的影响，只是其所引用的案例则多为中国的材料。我之前在北大，就曾经看过林耀华先生当年在北大开设相关课程的油印版讲义，基本上就是那个年代的学术成果了。”

    “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找当年费孝通、林耀华两位先生的合著的文章《当前民族工作提给民族学的几个任务》看，里面涉及到具体的内容，我就不赘述了。”

    “我主要想讲的是，这一段时间，咱们国内的民族识别与社会历史调查方面取得的成就，已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维埃学派理论的中国民族学界，遂全面转向边疆和少数民族研究。这也为什么，之前梁先生他们去首都开会，会被其他专家呼吁继续研究民族问题而不要重提“民族学”，因为，在过去很长时间内，咱们国内是不允许搞资本阶级民族学的。”

    “自1950年起，政府启动民族识别工作，大规模的调查从1953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964年，至1979年也就是今年还没有完全结束。经过十几年大规模的调查和研究，全国各地申报的400多个民族成分被归纳识别为56个民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比较科学地辨别清楚国内的民族成分。”

    “我的天啊，原来我们国家56个民族，是这么来的啊？”

    苏亦点头，“是的，以前咱们中大还有疍家民族问题研究，后来它划入汉族以后，这个方面的研究就结束了，很多民族问题也是一样，56个民族的划分就是根据苏维埃民族学的方法方式来划分的，这个方面不能说是尽善尽美，但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建国初期的十多年，确实做了很多了不起的工作。”

    “咱们还是说回研究生的事情吧，这方面越说越远了。”

    苏亦笑，“1956年，民族学院研究部分出部分人员组建中央民院历史系，其中设立了新中国第一个民族学专业，并招收副博士学位研究生。研究部本身则继续从事民族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1957年，开始筹建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这个研究所的基本队伍，即调中央民院研究部成员组成。这个方面，我就不展开了。大致让你们了解一下，学民族学可以考哪里研究生。”

    “重点还是1957年以后，你们想了解这部分变化可以看梁钊韬先生的文章《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有了比较具体的论述。”

    “此外，从1958年开始，中苏交恶。次年，苏联单方面废除数以百计的援助和合作协议，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来华的民族学专家也在这时回国，中苏的学术交流，包括民族学界的交流全部停止，其中包括中苏合作编写《东亚民族志》的计划、苏方出版纪念中国民族学专辑的计划等都取消了。这样一来，民族学研究也受到极大的冲击，原来被视为学习榜样的苏联民族学也马上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民族学”，甚至连从事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学者也受到波及。此时，中国的民族学实际上已无处安身。”

    苏亦点头，“当时有人提出，根本不存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民族学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学科。甚至，1958年，中科院原打算建立民族学研究所，但在正式成立时，用的是民族研究所的名称。20世纪60年代初，民族研究完全取代了民族学。中央民院历史系原有民族学教研室，在当时是中国高校中唯一用民族学命名的教学机构，也于1964年改成了民族志教研室。当时，“民族问题研究”已代替民族学。民族学在中国大陆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尽头，它的死亡，只差一个正式的官方宣判了。”

    众人恍然。

    白槿感慨，“从一开始的资产阶级民族学改造成为苏维埃民族学，结果，又演变成为修正主义民族学，一步步坠入深渊了。”

    “是不是深渊不好说，但是从1964年开始，国内已经没有民族学的身影了，甚至，都没人敢提“民族学”一个词汇。从这一点来说，你们就知道去年冬，梁先生带着杨、陈两位老师去首都拜访各位专家，给《中国民族学概论》的编写工作开那么多研讨会，为什么会遭到那么多老专家的反对了，大家，也不是真的反对这事本身，就是有些害怕。”

    “这么说起来，梁先生就是孤胆英雄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推动这事？”

    周雅琴望着苏亦，小声问道。

    她突然降低的声音，让苏亦觉得好笑，“没有那么恐怖，梁先生又不是傻子，现在都已经是1979年了，基本国策早就确定了，都已经开始对外开放了，也开始恢复跟西方的交流了，那么学术自由也肯定逐渐开放。梁先生也是一种试探。”

    “试探？”白槿眼前一亮。

    这姑娘似乎嗅到某种阴谋的问道。

    苏亦笑，“我猜测的哈，你们说，为啥梁先生是从民族学开始，而不是从人类学开始？原本人类学的名头太大，民族学好歹有民族研究作为托底，此外，你们不要只看到有专家反对，其实，支持恢复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界泰斗，大有人在，具体是谁，我就先不说了。”

    “都有谁啊？”

    “苏亦你都给我们说说呗。”

    “苏亦，你这样你讨厌了，话说一半留一半，没你这样的。”

    苏亦问，“真想知道？”

    四人点头。

    苏亦笑，“行，那我就继续说，其实，支持的学界泰斗我前面以及提及过了。”

    “杨志成先生？”

    众人第一个反应就是梁钊韬先生的老师。

    苏亦点了点头，“杨先生肯定支持，不过杨先生并不担任领导职务。”

    “那还有谁啊？”

    “很多，其实，为了恢复中大人类学系，梁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找了不少的关系，他与社会学、考古学、古人类学、民族学等方面的关键学者，如费孝通、吴文藻、夏鼐、贾兰坡、吴汝康、杨成志、林耀华、王冶秋等先生都有过接触。”

    听到这里，众人目瞪口呆。

    “原来梁先生都找了那么多人了啊。”

    苏亦笑，“不然，你们以为梁先生在首都半个月是白待的啊？现在他跟杨、陈两位老师编写《中国民族学概论》初稿，差不多就要完成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今年你们就会开设这门课程了，内部讲义应该会优先在你们考古专业使用。这可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你们可以说，就是历史的见证者。”

    “苏亦，你讲了那么多，还没告诉我们梁先生为什么要招文化人类学研究生，而不是考古学研究生呢。”

    吴宗麟突然问道。

    苏亦忍不住翻白眼，“敢情我讲了那么多，全部白讲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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