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页 跟让苏亦意外的是，这两位老师也都认识他。 其中，杨老师说，“上个月，我们到首都，原本梁先生还打算去北大看望你，结果，你们北大的李仰松先生说你去长春开会，不然，我们就能见到面了。” 这话让苏亦意外不已，“之前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大会在长春举行，所以我就跟学校的高铭、邹恒两位先生参会，没想到跟梁先生你们错过了，太遗憾了。” 陈老师搭话，“苏亦，老师都在家里等你好一会了，你们再不来，老师都要给你们美院打电话了。” 梁钊韬笑，“别听你们两位师兄瞎说，是他们知道你今天过来，特意过来见你的。” 苏亦还没说话，周雅琴就说，“哇，苏亦你太有面子了，让陈老师跟杨老师特意过来见你。” 陈老师说，“就是想见一见，不当我们小师弟的天才是什么模样的。” 杨老师也说，“看是不是有三头六臂。” 汗！ 尴尬了。 难不成这是审判大会？ 怎么感觉有点像当初他拒绝苏秉琦先生的时候，俞老师见他的场面。 见到他抹汗的模样，屋内众人，纷纷大笑，气氛好不欢乐。 接下来就是闲聊。 苏亦也知道，梁钊韬先生跟两位师兄去首都所为何事。 杨老师说，“去年冬，梁先生与我和你们陈老师三人，带着准备好的编写民族学提纲，上京斟求意见。从11月20日到12月5日，共半个月时间，请社科院民族所和中民院的学者开了几次座谈会。几十位专家听说我们要搞民族学，都心有余悸。” 这个时候，苏亦恰好在长春，也都差不多待半个月的时间，完美错过了。 至于为何要上京开座谈会，这就跟民族学在国内的尴尬状况有关了。 苏亦不陌生，可以说他很清楚民族学在1978年前为何会面临这么尴尬的状况。 毕竟，他前世读博的时候，研究的方向就是民族考古。 然而，他清楚，其他人却不清楚。 吴宗麟都好奇问为什么。 杨老师说，“老的还好点，中青年则更怕：有的说：“我们不管什么民族学不民族学，我们就搞我们现在的东西。”（指其东北、内蒙、雪区等民族的研究。）有的甚至对我们说：“我劝你们别去搞什么民族学，危险！解放后，谁搞出名堂来了，不是一个个都倒霉了吗？”” 这一出来，吴宗麟几人就更蒙圈了。 杨老师刚想继续说，梁先生就摆手，“先不要跟同学们说这些，这种问题，我们这些师长来处理就行了，同学们不需要过早介入这些问题。” 于是，杨老师也就没说了。 开始关系大家的学业。 这方面苏亦代劳，统一回答。 “他们四个都在准备考研。” 梁先生三人都满是诧异。 “可以啊，大家都很有冲劲嘛，要加油。” 就连梁钊韬望向沈明，也夸奖道，“小沈不错，都工作了，还打算继续深造，未来大有可为。” 还问他打算报哪位老师，如果没有联系好导师的话，他可以帮忙联系。 沈明欲言又止，最终认命了。 “嗯，学习方面要向苏亦看齐，报考志愿方面就不用了，不能再报北大了。” 梁先生的话说完，众人又是一阵哄笑。 这时，他又问苏亦，“听说你这段时间写了不少文章，有没有？” 苏亦认识说，“不是很多，只有三篇。之前写了一篇关于隋唐史的，对比一下唐武宗跟朗达玛灭佛之间的异同，算是课堂论文，王永兴先生帮忙投稿给《文史哲》；第二篇是写故宫学的，我现在故宫编辑部实习，负责院刊审核工作，恰好是院刊复刊后的第一辑，就刘北汜先生就把它刊登在上面；前段时间唐兰先生逝世了，高铭、周一良两位先生就让我写一篇关于唐兰先生学术史的文章，打算刊登在故宫院刊下一期，不过因为是季刊，还没有发表。” 陈老师疑惑，“怎么没有考古相关的啊？” 梁钊韬却说，“考古相关的文章，他在河宕遗址实习的时候，就写了两篇了。一篇发表在《文物》一篇发表在《考古》，研究生阶段，能够发那么多文章，放在一般人的身上都可以提前毕业了。” 两位老师恍然。 苏亦说，“我是碰巧，而且都是习作，不成体系，当不得真，佛教考古我只是初窥门径，水平差得很远。” 这些都是实话，他连石窟寺现场都没去过，没有参与考古调查发掘测量编写报告，连入门都不算，在佛教考古方面，他是新人菜鸟。 想提前毕业是不可能的。 梁钊韬笑道，“我想这个方面，宿白先生肯定是不担心的。也就你才研一，不然，他在把你放到外面去了。” 说着，他问，“小苏，你平时关注咱们国内民族学学术研究成果吗？” 苏亦回答，“关注，不过主要是关注西南民族方面的，确切来说，主要以云南为主。” 他只是随口一问，却没想到苏亦还真有所关注，不仅有些好奇，“都看过什么书或者文章。” “乱看，不成系统，一开始是看顾颉刚的《中国疆域沿革史》，后来又看了他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及不少他关于暹罗更名与西南边疆危机的论述文章，以及一些顾颉刚跟傅斯年关于暹罗问题的文章。” “再加上，我之前研究东洋史学，鸟居龙藏对湘西、贵州、云南、四川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以及NG、东北少数民族，包括台湾高山族的调查资料也都看了一些，甚至，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发表的资料也看，但看得不是很细致。” “杨志成先生的《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罗罗族巫师及其经典》也在看，主要是为了了解，不做深入分析，此外，江应樑先生的《云南西部的摆夷研究》《滇西僰夷的土司政治》《僰夷的家庭组织与婚姻制度》《摆夷的经济生活》《摆夷的生活文化》等论文和著作也都看，基本上都是囫囵吞枣的看一遍，都不太成系统。” 听到这话，杨老师跟陈老师哈哈大笑。 指着苏亦说，“你个小家伙，滑头得很。” 其他几人不明就里，一时之间没反应过来。 吴宗麟傻傻地问，“两位老师，这里面有什么说头的吗？” 杨老师望着陈老师说，“老陈，要不，你来回答同学们的问题。” 陈老师笑着说，“苏亦说他看的书，不成系统，瞎看，其实不是的，他的看书的文献资料都很有体系的。几乎围绕着咱们中大师生对西南民族问题的研究成果来说的。” “你们知道，抗战时期，广州沦陷，咱们中大曾经西迁到云南办学的历史吧？” 大家点头，中大人，肯定不会陌生。 西南联大西迁昆明的故事家喻户晓。 但中大西迁云南，从1939年3月到1940年8月，终于在云南澄江复课，这事，所知者甚少。 “估计这就是苏亦小子研究云南民族学的原因。” “比如，他说顾颉刚先生，1927年，中大筹备成立史语所，由顾颉刚发起，并于同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俗学会。成立伊始，便出版了“西南民族专号”，在中国学术界第一次提出了“西南民族”的概念。” “1928年，中大史语所正式成立，下设民俗学、人类学研究组。研究所成立伊始，就以“对两粤和西南的民族进行研究，以直接观察方法进行实地调查”为目的，进行了几次重要的民族社会文化调查，甚至傅斯年还派史语所助理研究员黎光明往川边作民物学调查。” “这个方面，都可以结合鸟居龙藏和1922年华西协和大学成立“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来分析，前者是曰本学者，后者也是欧美学者为主，关于中国的民族问题，不能说外国人说了算，咱们国家也必须要有学者跟进。” 众人恍然。 没想到苏亦想那么多，还看了那么多资料。 接着陈老师又说，“至于杨志成先生是谁，不用我介绍了吧？” 当然，不用。 梁钊韬先生的研究生导师。 当年中大人类学部的负责人。 可以说，民国时期的中大人类学就是杨先生一手拉起来的。 陈老师接着说，“杨先生之前在云南的调查，直接被评价为中国最早的民族学的田野考察，中国人类学史上的成年礼仪等厚誉，他的作品是必读物。不过，因为历史的关系，你们很少有机会接触了，却没想到苏亦这小子，连杨先生的著作也没少看。” “至于江应樑先生的文章也很重要，他的系列文章，可以说是中国民族学家按照学科规范在西南傣族地区进行的最早、最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民族志资料。” 说到这里，陈老师笑了，“你小子看了那么多民国时期的资料，梁先生的呢？你不会不看吧？” 众人哄笑。 都纷纷望向苏亦。 苏亦笑，“怎么可能，梁先生肯定是必读物啊，虽然没能全看，都能够收集到的资料，基本上都看了。” 两位老师来劲了。 “可以啊，都说说看，看你小子有没有糊弄人！” 苏亦当然没有糊弄，“梁先生的硕士论文《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我看了，还有当年先生在粤北八排瑶地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撰写论文《粤北乳源瑶民的宗教信仰》。在连阳上峒排瑶聚居区考察边政，写出《阳山县上峒边民社会》，我也看了，甚至中《海南岛黎族社会史初步研究》我也都看过。” “好家伙，苏亦你小子潜伏的很久啊。” “对啊，完全就是有备而来，先生早期的文章几乎都看了。” 行家一看，就知道有没有。 本尊在这里。 苏亦哪里敢糊弄。 就连梁钊韬也没有想到他还真看过自己的文章。 有些好奇问道，“你看这些文章干什么？跟你所学完全不搭边啊。” 苏亦说，“主要是钦佩先生的学识，就想看一看。” 梁钊韬先生信他个鬼，“说实话！” 苏亦不好意思说，“我之前担心北大复试被刷掉，就想着好好看一下梁先生您的文章，万一有机会到中大复试，一问三不知就尴尬了。” “哈哈哈哈！” 其他人哈哈大笑。 谁也没有想到他还打着这个主意。 梁钊韬哭笑不得，“我之前还觉得你这孩子心气高，看不上我们中大呢，没有想到我们还有这样的缘分，既然如此，你以后就继续研究吧，一会我给你列个书单，看完了，多写一些相关文章，我也可以帮你发表的，不一定要发山大的《文史哲》，我们中大的《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也是相当不错的。” 吓！ 苏亦认怂，“梁先生，我就是瞎看的，当不得真。” 梁钊韬却道，“据我所知，你在北大当了不少老师的助教，涉略的方向也不少，那么多一个民族学也不打紧，未来，你可以继续研究民族考古嘛！” 于是，这事就这么说定了，根本就不给苏亦反悔的机会。 为您提供大神莫鞑的我在北大学考古最快更新，为了您下次还能查看到本书的最快更新，请务必保存好书签！ 第281章：我们《中山大学学报》也很好免费阅读.